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学者们更多集中在对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等进行阐释。开放后，西方产业经济理论被引进，三次产业分类防范也被系统地引入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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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观点有，无论从就业人口还是产值指标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基本遵循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但只是速度快慢的区别。有的人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较为缓慢,也有人认为重工业化速度是明显过快,而且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匹配状况。
二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问题与战略任务。我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面临着许多问题，如自主创新不足，资源消耗仍然偏高等。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和政策研究。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多元化、调整手段多样化，调整的组织方式发生改变。这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的特征。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制度方面、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献看，学者们大多认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差异性，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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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层面看，原毅军构建产业失衡指标，发现产业结构失衡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样，周明生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但产业发展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干春晖等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因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但是高级化过程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确定。具体地，学者们对三次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大量分析。刘伟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第二产业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作用最大。
而中国第三产业发展降低了第一、二产业对经济总量的正效应。李懿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
朱晓华、邓宝义的研究发现，我国的第一、三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梅如笛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第二、三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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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层面看，大多文献认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产业发展与经济成长的作用渠道和效应也有所差异。李洪伟，任娜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有单向的促进作用，但是中部地区却表现为短期单向促进和长期双向促进关系，西部地区一直表现为双向促进关系。
在一些分省份研究中，张登国研究发现，上海市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有的文献也发现存在经济差距的地区间，他们的发展途径也不相同。张唯实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开放，打破原有要素配置。
张龙鹏发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推动力。可以说，这些研究都说明了产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具有明显地区差异。
(2)从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机制文献看，学者们重点讨论了“结构红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研究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38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并且要素的配置效率逐渐提高。即要素由低效率行业流向高效率行业，出现了“结构红利”现象，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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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结构红利现象会出现变化。刘伟、张辉通过将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从TFP中分离出来，证明了在开放之初，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结构红利逐渐让位于技术红利。
曾先峰，李国平对我国1985-2007年间工业增长中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各行业自身TFP的提升，“结构红利”带来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
袁富华认为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演变的规律，劳动力也会从增速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向增速和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帅先富，卢源荣对海南的研究，发现资本要素从“结构红利”转为了“结构负利”，而劳动要素在长期内一直存在“结构红利”，其他省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吴寿平的研究表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工业结构效应的发挥以及技术进步率的增长，且劳动力要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大，劳动力的流动给第三产业带来了显著的“结构红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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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文献。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停留在三个问题的独立研究或其中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1)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文献。在这个方面，孙伍琴分别对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对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杰、刘志彪比较全面评述了国外金融结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献。叶耀明和王胜对长三角地区的研究发现银行中介的发展有助于企业的治理、信息处理和技术创新。
孙伍琴、朱顺林对全国23个省份的数据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而且这种促进产出的效率在逐步提高。还有的文献分析了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现金融规模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而且随着经济市场化发展，技术效应在增加张辉，但也有一些相反的文献。
如王莉的研究结果是银行和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苏基溶、廖进中则是发现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但技术创新的效应不显著。在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机制研究上，姚耀军基于熊彼特增长模型，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发展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张瑜、张诚发现金融冲击与行业生产率变化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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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利丰、邓柏盛、王菲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可以促进技术进歩，而垄断无法提高技术效率。郭建万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规模增加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金融发展不充分和存在功能缺陷，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
(2)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文献。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金融发展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产业升级也能推动金融发展。王春丽、宋连方的研究也表明了金融发展总量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单向的推动作用。
还有学者运用VAR模型，发现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均衡关系。雷清，杨存典发现了金融发展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且金融相关率能循序金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而低存贷率则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方爱平，李虹的研究发现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产业升级，促进了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海燕，程宇发现东部地区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而金融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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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晶、李涵硕则分别从银行、证券、保险进行分析，发现金融集聚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且银行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大于证券和保险业。
(3)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技术进步可以促进新产业的兴起，加速改造传统产业,而且技术改变需求结构、投资结构、贸易结构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何德旭、姚战琪，,从而促进劳动率的提高和产业升级。
从理论上看，陈晓光和龚六堂利用三部门均衡模型得到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比重比例呈倒U形。唐德祥和孟卫东的研究发现以R&D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黄茂兴和李军军的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
王宇兰在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存在因果关系，技术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我国的技术进步并非由科技进步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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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文献比较少。钱水土、周永涛利用2000-2008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没有显著的影响。
李媛媛，金浩发现金融创新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余萌、刘景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且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结语
杨文华,刘冲，杨华蔚则认为三者之间具有单向促进关系，即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升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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